山塘岐六堡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不倚赖于单一产业，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之路，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
过度依赖单一产业的风险
- 经济波动风险：单一产业的经济过度依赖会导致经济高度集中，一旦该产业发生波动或衰退，整个经济就会受到巨大影响，甚至产生连锁反应。
- 产业结构脆弱：依赖单一产业容易导致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多元化发展，难以应对市场变化和科技进步的挑战。
- 社会就业压力：单一产业的发展往往会集中在特定地区或行业，如果产业衰退，会导致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
多元化发展的优势
- 分散经济风险：多元化发展可以有效分散经济风险，通过发展多个不同的产业，避免经济过度集中于某个单一产业，从而增强经济韧性。
- 优化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
- 促进就业稳定：多元化发展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避免因单一产业衰退而造成的失业问题，稳定社会就业。
- 推动科技创新：多元化发展需要不同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转型。
多元化发展的策略
- 产业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规划，明确发展重点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引导多元化发展方向。
- 政策支持：出台鼓励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引进等。
- 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人才培养：培养多元化发展所需的人才，满足不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 区域合作：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促进产业转移，形成区域经济互补。
成功案例
世界各地许多地区和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之路，并取得了成功：- 新加坡：曾经依靠单一制造业，现已转型为多元化经济体，发展了金融、旅游、物流等产业。
- 韩国：从农业经济转型为制造业强国，随后又发展了汽车、电子、半导体等多元化产业。
- 泰国：原本依赖农业，现已发展了旅游、电子、汽车等多元化产业，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引擎。
结论
不倚赖于单一产业，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之路，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通过分散经济风险、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业稳定、推动科技创新等措施，地区和国家可以增强经济韧性，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长远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哪些部署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节选）（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到二0二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二00八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实现上述目标任务，要遵循以下重大原则。 ——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加大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深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全面稳定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意愿，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 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调整不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 ——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完善党管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保持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形成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强大合力。 三、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 （一）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 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 按照服务农民、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快发展，使之成为引领农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 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扩大国有林场和重点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试点。 推进国有农场体制改革。 稳定和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二）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 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 继续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耕地实行先补后占，不得跨省区市进行占补平衡。 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 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 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 在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经批准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非公益性项目，允许农民依法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并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 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三）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等公益性建设项目，逐步取消县及县以下资金配套。 拓宽农业投入来源渠道，整合投资项目，加强投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特别要支持增粮增收，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 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 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改善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保护办法，充实主要农产品储备，优化农产品进出口和吞吐调节机制，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 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比价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增产增收的促进作用。 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形成有利于保护耕地、水域、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和农业物种资源的激励机制。 （四）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 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各类金融机构都要积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 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 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 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 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 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 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 加强监管，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 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 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 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 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 （五）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 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合理安排市县域城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聚集、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服务业和乡镇企业，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全面提高财政保障农村公共事业水平，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 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外出就业，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尽快制定和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 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 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增加对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 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优先将农业大县纳入改革范围。 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 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 （六）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扩大村民自治范围，保障农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农民在县乡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密切人大代表同农民的联系。 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二0一二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实行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主要目的的民主管理实践，以村务公开、财务监督、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涉农法律法规，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强化涉农执法监督和司法保护。 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搞好法律服务，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推进农村依法治理。 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 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基层财力，逐步解决一些行政村运转困难问题，积极稳妥化解乡村债务。 继续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办法，健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机制。 四、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明确目标、制定规划、加大投入，集中力量办好关系全局、影响长远的大事。 （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长抓不懈。 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 各地区都要明确和落实粮食发展目标，强化扶持政策，落实储备任务，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抓紧实施粮食战略工程，推进国家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建设，加快落实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以县为单位集中投入、整体开发，今年起组织实施。 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向主产区倾斜，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和粮食产业建设项目扶持力度，加快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力增强相协调，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 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逐步取消主产区资金配套。 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加强产粮大县建设，确保区域内粮田面积不减少、粮食自给水平不下降。 坚持放开市场，积极搞活流通，完善产销衔接。 提高全社会节粮意识，强化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节粮措施。 加强粮食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改善全球粮食供给作出贡献。 （二）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发展重点，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引导加工、流通、储运设施建设向优势产区聚集。 采取有力措施支持发展油料生产，提高食用植物油自给水平。 鼓励和支持优势产区集中发展棉花、糖料、马铃薯等大宗产品，推进蔬菜、水果、茶叶、花卉等园艺产品集约化、设施化生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业。 加快发展畜牧业，支持规模化饲养，加强品种改良和疫病防控。 推进水产健康养殖，扶持和壮大远洋渔业。 发展林业产业，繁荣山区经济。 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结构升级，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 强化主要农产品生产大县财政奖励政策，完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税收支持政策。 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严格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全程监控，切实落实农产品生产、收购、储运、加工、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杜绝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 支持发展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加大农产品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力度。 加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 （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 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着眼于建设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建立农业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力争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 加强农业技术研发和集成，重点支持生物技术、良种培育、丰产栽培、农业节水、疫病防控、防灾减灾等领域科技创新，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尽快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优良品种。 适应农业规模化、精准化、设施化等要求，加快开发多功能、智能化、经济型农业装备设施，重点在田间作业、设施栽培、健康养殖、精深加工、储运保鲜等环节取得新进展。 推进农业信息服务技术发展，重点开发信息采集、精准作业和管理信息、农村远程数字化和可视化、气象预测预报和灾害预警等技术。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强对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的支持。 依托重大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 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开展农民技术培训。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多种形式技术合作。 继续办好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发挥国有农场运用先进技术和建设现代农业的示范作用。 （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 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搞好规划、统筹安排、连片推进，加快中低产田改造，鼓励农民开展土壤改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保护性耕作，提高耕地质量，大幅度增加高产稳产农田比重。 搞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大江大河大湖治理，集中建成一批大中型水利骨干工程，加快大中型灌区、排灌泵站配套改造、水源工程建设，力争二0二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 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确保二0一0年底完成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 创新投资机制，采取以奖代补等形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广泛开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小流域综合治理等项目建设。 推广节水灌溉，搞好旱作农业示范工程。 支持农用工业发展，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 按照现代化水平高、覆盖范围广的要求，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网络建设，加快建设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和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系统。 （五）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创新管理体制，提高人员素质，力争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 支持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龙头企业等提供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服务。 开拓农村市场，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 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完善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制度，发展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减免运销环节收费，长期实行绿色通道政策，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 保障农用生产资料供应，整顿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严厉惩治坑农害农行为。 （六）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继续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延长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期限，完善政策、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开展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 实施草原建设和保护工程，推进退牧还草，发展灌溉草场，恢复草原生态植被。 强化水资源保护。 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加大增殖放流力度。 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快荒漠化石漠化治理，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 保护珍稀物种和种质资源，防范外来动植物疫病和有害物种入侵。 多渠道筹集森林、草原、水土保持等生态效益补偿资金，逐步提高补偿标准。 积极培育以非粮油作物为原料的生物质产业，推进农林副产品和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 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农村工业、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七）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 按照鼓励出口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适度进口结构性短缺产品的原则，完善农产品进出口战略规划和调控机制，加强国际市场研究和信息服务。 强化农产品进出口检验检疫和监管，提高出口优势产品附加值和质量安全水平。 引导外商投资发展现代农业。 健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外商经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准入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机制。 统筹开展对外农业合作，培育农业跨国经营企业，逐步建立农产品国际产销加工储运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贸易秩序。 五、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一）繁荣发展农村文化。 （二）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 （三）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 （六）推进农村扶贫开发。 （七）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八）强化农村社会管理。 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关键在党。 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农村党的建设，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提高党领导农村工作水平。 （一）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 （二）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三）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四）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 （五）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消费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一）我国文化产业低水平供求关系与非对称结构性矛盾我国的文化市场已有长足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条件迅速改善，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需求正在被迅速释放；另一方面，各种新型文化产业门类不断产生，文化产业结构性变化频繁。 但是现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在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和非对称结构性矛盾的状况之中。 从绝对值来看，我国居民的文化消费需要与文化产业部门的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出入。 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 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 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 从供给方面看，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汇总，我们的文化产业各行业近年来（1998或1999年）进入统计的产值大约是6000多亿（1998年6240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12.9亿元（1998年），国内旅游收入2831.92亿，图书报刊355亿元，邮电通讯是1235.1亿元（1998年），音像制品12.7亿。 （广告业等尚未计入。 以上两个大致相符的数字不过是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却还无法得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可以令人满意的结论。 略做分析就可以看出，文化市场的现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供需平衡，更何况，由于还存在着各种体制性问题，所以它还只是一个存在结构性矛盾的、非对称性的平衡。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GDP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 我国目前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 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至4000亿人民币。 对于这3000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应该做如何理解？一种解释是，我国居民文化消费能力被大大压抑了，因此制约了文化产业的成长。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比如说，根据我国文化产业部门各种散见的数字，我国的电影业、电视业存在大量的经营不善和亏损，许多作品出版后无人问津，库存积压严重；而一些作品却不明原因地骤然获利。 有统计表明，电影的生产近年来在走下坡路。 1992年我国共生产了170部故事片，为近10年来之最，此后1995年是146部，1996年是110部，1997年是88部，1998年只剩下82部。 我们本应不断增加的观众都上哪里去了呢？近年来，火爆一时的传统文化娱乐业如歌厅舞厅等经济效益迅速下滑，成为亏损行业。 这些现象说明，我国文化产业部门所提供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着的文化消费需要。 还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即我国居民事实上已经实现的文化消费有相当一个部分没有被列入统计。 目前音像界有一个被公认的市场容量计算方法，即根据居民的消费类视听技术设备的拥有量估算音像制品的市场容量。 根据这种方法，我国居民目前大概拥有：电视3.5亿台、CD机1000多万台、VCD机3000多万台、LD影碟机500多万台、多媒体电脑1500多万台，等等。 如果按照每个硬件每年均需要10件（套）新的音像制品统计，据信每年音像产品的总销售额应有超过1000亿元的规模，但根据有关部门1996年的统计，我国的音像制品只有不足20亿元的正版收入，占总量的2-3%；根据1999年的统计，正版收入约有50亿元 ，即使由于政府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正版率有所提高，据信实际市场规模也应该在1500亿至2000亿左右。 这方面的事实说明，有相当大部分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正在流失。 我们的文化市场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缺口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文化市场巨大的供求差别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安全问题的隐忧。 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真空。 加入WTO后，国外文化产业集团将可能以技术与内容的多重优势大举进入，迅速占领我国的文化市场，文化市场有限开放的政策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能会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严峻挑战。 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 根据媒体的报道，我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允许一些国际知名传媒集团进入我国媒体市场。 这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说明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进程可能出人意料地加速，我国文化市场已经暴露在国际文化资本的强大压力之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累的经济和文化之果已经成为国际文化资本垂涎的目标。 （二）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面对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传媒文化集团大兵压境，我国的文化产业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这一点足令我们忧虑。 我国的传统文化产业诞生于计划体制之下，长期以来既被行政体制分割又被各种政策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总体格局，表现出经营单位众多，产业集约化程度不高，资源极度分散和不讲经济效益的突出特点。 在文化市场迅速成型的今天，这些特点全部转化为弱点。 从人员规模看，仅以文化部所属文化产业机构为例。 截至1999年，我国文化部下属的企事业机构共33.07万个，这里包括了艺术演出团体、影剧院、图书馆、群艺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从业人员共166.15万人；当年国内演出场次是42.3万场；国内观众达4.69亿人次。 文化娱乐业有机构17.47万个，90.3万人；文化市场其他经营机构9.7万个，23万人 。 这些单位的特点是大多机构较小，如文化部下属每单位平均才有5人左右。 从经营规模看，音像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国音像制品的生产、复制单位近600家，每年生产正版音像制品（盒带、VCD、CD和DVD）两万种约2亿件（盘），平均每家企业年生产34万件，月生产不足3万；而销售单位约有7万个，每年全部正版音像制品销售2亿件，平均每个销售点一年不过卖3000来件，日平均竟不足10件。 图书批发零售业是另一个例子。 1999年文化部所属图书批发零售机构有个，2.3万人，营业收入只有5.45亿元，人均2万3千元左右，每天营业额为60来元。 资源分散和集约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业中表现得极充分。 我国新闻出版体制与传统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有共同特点：新闻出版单位必须是以一定级别的行政机构为上级单位，并且建立在其财政拨款的基础上。 这些新闻出版单位一旦形成就被固化，既不能淘汰也不能重组；新的需求一般产生于新的行政机构，通过新的拨款来建立，同样先天不足。 长此以往，新闻出版机构就随着行政机构的膨胀而膨胀起来。 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大都规模狭小、重复建设、效益低下，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各有关方面一直在尝试对文化管理体制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实验，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据1999年的统计，我国报纸有2038种、期刊8178种、出版社500余家，电台电视台3000余座。 这是一笔经数十年积累形成的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资源。 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今天，如果我们自己不迅速对其加以整合、优化，转变其经营模式，增强其竞争实力，必然成为国际性传媒巨头的猎取对象。 （三）我国文化产业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正在形成尖锐矛盾。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开始进入快车道。 1998年，我国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刊办报，退出出版经营领域，切断了新闻出版单位与各个政府机构的传统依附关系；2000余家报纸和8000余家刊物被逼上产业化运行的轨道。 1999年，开始了传媒集团和多传媒文化产业集团的组建；2000年，传媒概念走红股市，开始尝试传媒集团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文化产业的体制改革后浪推前浪，从分行业的、局部的改革，逐步进入整体性改革的阶段。 但是，资源配置机制混乱，条块分割和行业壁垒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市场，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竞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垄断；我国传统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按条块（地方和行业一纵一横）分割的方式设立的，目前尽管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行专业归口管理，但是，离真正的市场竞争还有相当的距离。 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与行政机构的传统联系，利用企业特殊的社会公益性质和意识形态功能，垄断资源，操纵市场，谋取暴利；而另一些文化企业在做大以后，要做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甚至兼并，却往往遇到阻力。 在加入WTO的形势下，在国际性传媒汇流趋势的影响下，一些广电、报刊、出版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协调下成立了集团公司，实现了强强联合和资产重组甚至在当地从事了一些跨行业、跨媒体经营。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但我们也注意到，媒体汇流在西方是一种市场趋势，在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如何将结构调整与体制转型结合起来，仍然是个问题。 这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与深层次改革问题相遇了：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既具有一般的行业属性，又具有社会公益性质。 其中的核心产业门类如传媒产业，既具有大众传媒的特点，又是党和国家的宣传渠道。 如何基于这些特点做出制度性的安排，既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康发展，又保证先进文化的主导作用，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大胆开拓。 但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党和国家确保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领导权的基础。 应该看到，在加入WTO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在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冲击下，传统传媒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的实现方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从以国家行政机制为中介的非自主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中介的自主选择方式。 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新办法。 因此，我们应特别注意研究调控文化市场发展的新体制、引导精神产品流通的新机制，以及活跃文化生产的新组织形式。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汇流和放松管制之后，由于文化内容产业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在重新考虑如何以新的产业政策、新的制度性安排对待文化内容产业的问题。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确保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对全球化的共同战略主题，将会出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我们的政策制订人员需要做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要求与文化原创能力不足之间形成战略矛盾，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是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使用华语的人口为世界之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除在中国境内，还在东南亚、北美及欧洲的华人区具有广泛的影响。 这应该说是中国的文化企业进行市场开拓的最有利条件，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中的最大消极因素。 在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中，保持产品差异被认为是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垄断力量的关键。 文化产品的差异首先是来自价值观及表达手段的独特性的；文化差异也是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和在赶超发达国家时可以依赖的比较优势。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举世公认。 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文明发展，幅员辽阔的国土上还留存着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还有各种类型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景观；图书馆、博物馆里保藏着数以百万计的艺术珍品、典籍和文物；中国人的言谈举止、风情习俗、节日庆典中保留着大量有形无形的文化符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间断的研究和播传。 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文化产品乃至其他可以负载文化符号的耐用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创新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 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显然落后于时代。 当今世界，文化已经具有原生形态、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新兴文化产业得益于资本市场和信息技术两驾马车拉动，才有了前所未见的高速度，才将大批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和财富。 我国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都显得被动和迟钝。 比如，文化旅游是将民族文化资源潜力化为产业实力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我国文化产业各门类中还是产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但是，在该领域将文化遗产转化为产业的成功案例至今还极为鲜见。 从多年前全国各地灾难性的人造景观热，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关于文化遗产所有权和管理权能否分离，市场机制如何引入问题上的多次争论，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彻底讨论，并转化为合理的政策法规。 事实已经证明，凭空建造的主题公园永远不会有信誉，而文物的粗放利用则无异于破坏，正确的道路显然应该在这二者之间。 但是，在如何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有机结合，做到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推动了文化旅游，我们还未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方针，因此而贻误了诸多发展的机遇。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新兴产业基础的一个关键环节。 目前，文化内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世界各国为迎接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大规模地将文化遗产转换成数字化形态。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众公平地享有。 1999年，在芬兰倡议下，欧盟国家开始启动一项多国框架性合作项目，名为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文化遗产数字化被确定为基础性内容。 我国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因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启动（1996年）可以说动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还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还没有将其上升为国家文化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深层危机。 向数字媒体转移是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为经济资源的必要步骤，实质上是为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条件，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 国际性信息技术集团和文化传媒集团早已开始着手整合世界各国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开发新的世界市场做好准备；中国文化资源关系到对中国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这块市场也为他们觑觎已久。 1999年，美国大片《木兰》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文化资源已经经国际传媒资本之手转化为文化产品，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强大竞争对手；2000年五一节，我国经历了第一个假日经济高峰，敦煌洞窟壁画在大量游人参观的压力下不堪重负，美国的基金会开始与我商谈数字化虚拟洞窟计划；同年，日本信息技术企业加速了与我国故宫博物院关于建立数字化多媒体网上故宫博物院的谈判进程。 这两件事说明，发达国家已经借助经济与技术双重优势，开始谋求对我国文化资源的新一轮开发，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五）WTO规制与现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之间的矛盾WTO是一种法律体系和政策系统。 WTO所形成的诸多协定、协议广泛涉及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有关文化产业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即《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之中。 因此其基本原则也就自然地成为各成员政府制定和执行国内文化贸易政策的文本基础，这就必然地要给这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产业政策支持系统带来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响。 我国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文化体制改革，90年代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构筑起来的文化产业政策系统，以及由这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文化管理机制，包括：《文化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基本上涵盖了现行文化产业领域。 然而问题是，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文本系统，基本上都是在两种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为加入WTO、或根据WTO原则而制定的游戏规则，因此，很大程度上带有计划体制的痕迹，这就出现了现存政策的目的性与WTO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同时，由于我国不同领域里的现行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的，因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保护色彩比较浓重。 这样一来，在整个政策的价值规定、功能及政府对社会文化资源的权威性分配中，应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较差。 而所有这些都是与WTO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市场准入原则等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和内在的规则冲突。 我国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颁布已经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规制对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体制和制度上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行政垄断、市场准入、投资主体多元化、文化企业产权关系改革等，因此，旧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还进一步激起了新的冲突。 同时，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统并未因机构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还出现了新机构执行旧政策，新瓶装陈酒的现象。 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文化行政权力在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的名义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础，反而获得了新的支持。 我国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已经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统的创新支持，预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现，于是政府也就难以实现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战略转变。 对中国来说，顺利进入WTO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创新和政策系统创新的有机联动，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不能实现整体性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文化产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而且目前还处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还是体制性的。 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基点都是两个，即以市场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更何况我国的文化产业是生存和成长于一个更为特殊的环境中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对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认识，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将影响着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并还会进一步影响我国整个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一个真正合理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才开始，目前我们更需要一种积极探索的精神。 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分析按照GDP年增长率7%计算，到2005年，即十五计划完成时，我国的GDP将达到多美元。 而以2000年6000亿人民币的产值为基数，按我们一些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对十五规划设定的较保守的增长速度12%来推算，至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可能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甚至更多，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来看，这一目标是可能实现的。 但是，在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全球化，我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和不远的未来，谁将有能力获得这个文化和经济嫁接而成的硕果呢？谁将是这个巨大的市场的成功者和受益人呢？文化产业在中国合法化过程的完成，仅仅标志着真正发展的开始。 我国的文化市场规模巨大，产业发展还刚刚起步，存在大量的问题，只有从各方面对其加紧进行合理化设计与规范才能使其健康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对文化产业合理化进程的总要求是，既考虑到加速发展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作用，又要考虑文化体制改革与国家整体性深度改革的相关性；既考虑到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准入机制，又考虑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建立安全可靠的经营体制；既要迅速健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和法律系统，理顺各种文化产业政策关系，又要重新审视文化市场的现代伦理原则，构建文化政策与法规的价值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合理化发展总趋势不会变，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还是会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使这一进程出现某种曲折变化。 根据目前的观察，未来几年内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向总体上将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全面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产业非均衡发展态势进一步突出，中央和地方文化产业规划和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九五后期，全国已有相当部分省市完成十五乃至未来十五年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把文化产业当作了支柱产业。 2002年起将是这些规划付诸实施的第一年。 随着这些规划的全面实施，文化产业在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 在体制性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将在各个方面全面展开，地方战略利益、地方保护主义，将会以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来展示其合理性，表现为市场的争夺与反争夺、进入与反进入、合作与反合作、整合与反整合等。 东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态势存在着被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南北文化产业发展的矛盾冲突会进一步突出。 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在对各地区文化产业发挥指导性作用的同时，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自主性选择倾向将更多萌生，文化产业的圈地运动将与国家文化产业整体布局思路构成较大的对接困难；若干个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将最可能在那些最先发动并且已经获得站位优势的省份和大城市出现，拳王争霸将不可避免，全国性文化产业布局结构性调整的基本思路的贯彻将会遭遇一定困难。 （二）文化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运动加速，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将带动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数字化文化产业将成为提升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的主要趋势我国文化产业下一步的发展将是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将是以深化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和市场整合，以转变经营模式、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效益增长实现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的目的。 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将成为引领文化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文化产业综合竞争力的主要力量。 信息技术产业将在十五期间以25%到40%的速度增长，成为带动十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提升的最大亮点，这一产业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巨大关联效应将在未来几年充分显示。 我国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娱乐业将出现在线文化娱乐业和离线文化娱乐业的新的产业分野。 歌厅、舞厅、游戏厅等传统主流文化产业类别将让位于数字电视、数码电影、宽带接入、视频点播、在线游戏等新型文化产业群。 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性信息技术产品拥有率的进一步上升，将导致对各类信息文化消费品需求的迅速增加，培育出一个又一个新兴市场。 各类数字标准的竞争，将成为2000年至2001年关于宽网准入之争后最具战略意义的竞争。 信息文化产业的硬件竞争将转移到更为决定生存与发展命运的软件和内容之争。 网络业在遭受2000-2001年的寒潮之后将呈现复苏之势，文化信息业和文化电子商务将异军突起，中国文化产业的新型构架系统将在这个过程中被锻炼成型。 （三）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将在其核心领域--传媒业中获得重大突破，从而带动文化产业各行业的改革全面深化和走向融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实质性的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兼容性格局将基本形成九五期间，以政府为第一推动力，在文化产业各行业组建了各种类型的文化产业集团，其中各类传媒类产业集团最为引人注目。 这一发展趋势将继续。 随着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有线电视网互动融合得到实质性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领域成功的改革经验与国外传媒体制创新的有益做法在传媒改革领域被成功地借鉴，我国传媒领域的制度创新过程将加速，原有的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和许可证制度将有可能为新的登记制所取代，原有的行业壁垒将有可能被软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得到实质性的发挥。 例如，根据国际上一般发展规律，我国广电体制改革将会进一步深化，为中国的节目制造或内容制造业腾大空间；直接进入媒体的竞争模式，将逐渐为直接控制节目所取代；节目供应商的出现及节目供应寡头的出现，将形成真正的内容产业，改变现在媒体产业竞争的格局；媒体汇流将演变为文化产业多形态汇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兼容性格局将基本形成，市场失效和政
关于中国的水资源问题
1. 我国水环境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水环境面临着水体污染、水资源短缺和洪涝灾害等多方面压力。 水体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破坏促使洪涝灾害频发。 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目前我国七大水系、主要湖泊、近岸海域及部分地区的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河流以有机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是氨氮、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和挥发酚等；湖泊以富营养化为特征，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总氮、化学需氧量和高猛酸盐指数等；近岸海域主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重金属。 这些因素构成了水环境问题影响范围广，危害严重，治理难度大等特征。 我国水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人类主观因素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 工业发展中，水消耗量大、利用率低。 不仅单位产值污水排放量大，而且万元产值用水量各省区间差距悬殊。 1998年全国平均万元GDP用水683m3以上。 其中，北京161m3，天津201m3，上海300m3。 但是，黑龙江、内蒙古、江西、广西、贵州、青海、甘肃等省区大多在1000m3以上。 宁夏、新疆为4000m3左右。 北京1m3灌溉用水可以生产2kg粮食，而宁夏才生产不到1kg。 同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企业生产经营缺乏节能降耗的动力。 企业技术改造往往以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生产工艺落后，更新换代速度慢。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增长方式的日趋转变，以及科技水平的快速提高，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将逐步走上科学化管理轨道。 但是，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水环境问题严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政策导向的偏差。 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产品产量、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等指标，没有把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纳入经济核算体系。 迄今为止，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作为“非生产性福利事业”。 城市污水处理、废品处理由政府包揽，使政府不堪重负，以至于拿不出钱搞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建成污染处理设施也因经费来源问题没解决而难以正常运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经济发展政策有悖于环境保护。 我国一度“遍地开花”的“十五”小企业，布局分散，规模不经济，生产工艺落后，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环境容量不相适应，也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 以往在确定地区产业发展方向、地区生产力布局时，往往忽视区域环境容量。 我国主要江河出现的严重流域性水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有直接关系。 淮河流域四省自80.年代初开始，利用当地资源，大力发展高耗水的化工、造纸、制革、火电、食品等小型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超过了淮河的承载能力，使淮河流域水质急剧恶化；由于缺乏科学认证和科学管理，一些缺水地区盲目发展高耗水型工业，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单一的资源型产业，不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加工业，产业结构雷同，形成严重的结构型污染。 自然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水环境问题的恶化，增加了水污染防治的难度。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引起全球温度、湿度、降水量的分布变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灾害频发。 我国北方地区气候也明显变暖，华北地区冬季平均气温90年代比50年代上升2.1℃。 气温上升，地表径流减少，蒸发量增大，发生旱灾的机会增多。 1997年我国北方地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降水量异常偏少，温度偏高，海河水资源量只有多年平均量的40%；黄河水资源量为多年平均量的61%。 由于河道径流减少，水体自净能力下降，加剧了水环境恶化。 1998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长江中下游、嫩江、松花江流域降水量偏多，导致特大洪水灾害的发生。 我国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南多北少，相差悬殊，水资源分布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布局极不协调。 北方黄河、淮河、海河、松辽河，以及内陆河5个流域，总人口占全国的47%左右，耕地面积占65%以上，GDP占全国的45%以上，而水资源却只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9%，人均占有量仅为南方地区的1/3。 这些因素也是导致水环境问题突出的重要方面。 2.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面临的主要问题 “九五”以来，我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以淮河治理为先导，太湖、巢湖、滇池，以及海河、辽河相继开始。 通过采取工业污染源的末端治理，以及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压缩过剩生产力中，取缔、关闭、和淘汰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污染严重的企业等一系列措施，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部分水域已经接近实现第一阶段的污染防治目标。 “九五”水污染防治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流域水污染防治，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对于开拓我国的环境与发展道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但是，从总体上看，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还比较缓慢，取得的成果十分脆弱。 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充分说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流域水污染防治仍面临严重挑战。 2.1 黄河、长江流域水环境问题亟待解决 “九五”期间“三河三湖”的治理仅仅是拉开了我国水污染防治的序幕。 在大规模治理“三河三湖”的同时，必须看到，黄河、长江的污染问题也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了。 黄河这个中华民族的摇篮，他养育了人类，也无数次地给人类带来灾难。 如今，由于人类活动的作用力，使黄河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1999年，在黄河流域的114个重点监测断面上，V类和劣V类水体分别为70%和56.2%，黄河主要支流的污染更为严重，而且黄河的污染主要来自支流。 目前，黄河水量少，自净能力弱，水环境处于危机之中。 在西部大开发中，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较快增长时期。 黄河的水污染必然使沿岸的水资源短缺“雪上加霜”。 长江上游沿岸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这一地区的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污染问题随之加重，特别是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水质不断恶化。 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预计到2010年，长江上游重点地区废水排放量将以年均4.1%的速度增长；沿江城镇生活废品入江量，将由1995年的约200万t增加到2010年的467万t；三峡库区的水体自净能力将大幅度下降。 2009年三峡库区建成蓄水后，库区将由一个流速快、流量大的河流变成一个流速缓、滞留时间长，回水面积大的人工湖。 水体稀释自净能力下降，水污染必然加重。 根据预测，三峡工程建成后，湖区上游岸边污染带主要污染物浓度将比建坝前增加2-10倍，将成为重污染区。 2.2 城市生活污水逐年增加，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城市基础设施是工业建设的载体，制约着工业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不恰当地把基础设施建设的载体地位降低为工业的一般附属物地位，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和工业建设不协调，导致基础设施长期超负荷承载。 特别是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仅仅在近几年才开始兴建。 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污水处理能力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 随着人口迅速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生活污水产生量大幅度增长。 近年来，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比例已接近持平。 但是，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周期为3年。 从目前的建设进度看，实现“九五”期间国家提出的全国50万人口的城市都要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装置的要求，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以淮河为例，按规划，到2000年，淮河流域四省需要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52座，总投资60.8亿元，形成污水处理能力352万l/d。 到1999年6月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只有3座，污水处理能力仅为44万l/d。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缓慢的原因，除了资金短缺外，现行管理和运行机制的掣肘也使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营陷于困境。 由于没有真正落实“污染者负担”的政策，地方财政因无力支付污水处理费用，常常使建成后的污水处理厂不能正常运行，环境保护投资不能有效发挥环境效益。 2.3 大量的面源污染问题尚未找到解决途径 目前，全国的工业污染已经开始得到有效控制。 到2000年底，全国所有工业污染源都将实现达标排放。 城市污水处理正在逐步加快步伐。 但是，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农药、化肥、畜禽养殖污染量大面广，有一定治理难度。 从5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农药施用量增加近100倍，成为世界上农药用量最大的国家。 我国每年因农药中毒的人数占世界同类事故中毒人数的50%。 而且由于农药的大量流失，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 全国化肥使用量也在成倍增加。 1995年是1978年的4倍。 目前，偏施化学氮肥，使氮、磷、钾比例失调现象比较严重。 而且化肥的利用率只有30%左右，大量化肥流失，进入河流、海洋、湖泊，成为水体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同时，由于大量化肥的使用，农村畜禽粪便的农业利用减少，畜禽业的集约化程度提高，加重了养殖业与种植业的脱节。 畜禽粪便的还田率只有30%多，大部分未被利用。 1998年全国畜禽粪便产生量是当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3.4倍。 这些畜禽粪便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 同时，作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一直是困扰农村环境的一大难题。 据1991年和1997年两次全国乡镇工业污染源调查，乡镇工业二氧化硫、烟尘、化学耗氧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分别增长了22.6%、56.5%、246.6%和552%；在全国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所控制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排污量却在增长，这将对水环境构成严重威胁。 2.4 经济政策不配套，污染治理资金严重短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污染防治资金以国家预算内资金为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环境已经不能奏效。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资体制难以形成。 作为促进污染防治的重要经济手段排污收费制度，目前还很不完善。 主要问题是，排污收费标准过低，不能发挥刺激污染防治的作用。 超标排放污水收费作为排污收费的主体，其收费额不足污染处理设施运行成本的一半；污水排放收费最高不超过0.5元/l；排污收费项目不全，主要对象是大中型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城市污水处理费仅在少数城市开征，而且收费标准较低，“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没有充分体现；排污费的转移支付机制尚未建立，流域内上下游之间缺乏利益补偿政策，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不协调，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九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投资有了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把环境保护作为重点投资领域，一些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得到国债资金的支持。 但是，由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狭窄，投资量小，污染治理资金短缺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按计划，“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约需资金1260亿元，但是目前已经落实的资金与需求相差甚远。 1998年国家增发财政债券和银行贷款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分配给淮河流域10亿元财政债券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 但是，这些资金仅为淮河城市污水处理厂总投资的16.5%，而且投资项目达34个之多。 由于地方配套资金不足，开工的项目不少，却因缺乏资金施工建设进度缓慢，很多工程至今投资尚无着落。 3. 关于水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 我国是在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 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防治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特别是水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治理过程。 因此，我们必须在认真总结“九五”期间水污染防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世界一切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加强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污染防治道路。 3.1 在决策中控制新的水环境问题产生 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资源开发计划、区域开发计划，以及制定经济技术政策，进行重大经济决策时，应当对实施这些决策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做出科学评价，评价的结论作为各级决策的依据。 在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和社会因素，统筹兼顾，使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专门的评价审议机构，并使这一制度法制化，逐步建立起依法决策的运行机制。 区域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水资源保护。 限制缺水地区发展耗水型产业，调整缺水地区的产业结构，严格控制高耗水、高耗能和重污染的建设项目。 近期应重点调整北方缺水地区的产业结构，防止水资源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经济发展应考虑为生态用水留有余地，防止因过度开发导致下游地区河湖萎缩、土地沙化、生态退化。 在水源地区，引导和组织水源地生态经济体系建设，避免水源地区经济发展导致下游城市水源污染。 3.2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坚持开源节流并举的方针 大力开展节水活动，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水消耗。 有组织地推行节水、高效的农灌技术；完善科学的农业用水管理措施，尽快改变农业生产大量耗水的局面。 制定单位产品用水定额和水重复利用率考核指标，建立工业用水考核制度；明确规定冷却水及工艺用水等工业废水必须循环利用和再生利用；大力发展水的闭路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水排放量。 在开展节约用水，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同时，全面加强水污染防治，特别是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防治。 流域治理的重点在城市，城市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要走集中与分散治理相结合和废水资源化路子。 因地制宜地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污水要用于工业冷却水、城市景观和园林绿地用水等。 3.3 建立和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价格体系 国家有关部门应抓紧组织开展资源定价研究，有计划地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和国家稀缺资源制定分类指导的价格政策，尽快改变“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价的不合理状况，使水资源价格体现资源价值、资源利用和污染防治费用。 同时，积极推进水资源资产化管理进程，加强资源核算体系的研究，为逐步将水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创造条件。 3.4 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抓紧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环境经济政策，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经济手段。 尽快提高排污费标准，使之高于污染治理成本；制定水污染防治相关政策，建立资源更新的补偿机制；全面实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在用水收费中，普遍增加污水处理费，作为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费用；环境保护作为“市场失效”的领域，特别是环境科技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应加强产业政策支持。 同时，鼓励和推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的企业化。 积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 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对地下水等稀缺资源征收资源税；对新建污染项目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控制结构型污染；对现行排污费与费改税进行利弊分析，探索征收污染附加税；对从事城市污水处理的企业实行零税率；对生产再生资源和利用再生资源生产的产品，应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 3.5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工业部门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合理调整工业布局，推动资源消耗小、效益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结合技术改造推行以清洁原料、清洁生产过程和清洁产品为主要内容的清洁生产。 要把清洁生产当作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的一次工业企业的全面改造，在全国所有工业企业推行清洁生产。 通过加强环境管理审计，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促进我国工业向新的技术基础转移，以集约方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经济效益。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我国资源节约型生态工业生产体系。 3.6 加强农村面源污染的防治 农村要推行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生产体系。 全面推广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合理配置的“大农业”生产模式，注重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 把现代化科学技术和传统农业精华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增加有机肥料的使用，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开发生物农药技术，推广以菌治虫、以虫治虫的生物技术替代农药。 目前，我国已有2000多个生态农业试点，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推行生态农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场革命，在全国广大农村普遍展开。 逐步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污染型乡镇工业转移到生态农业建设上来。 县、乡两级政府要制定生态农业建设规划，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技术推广，有计划地在全国乡、村培养一批技术骨干，指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 3.7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改革现行城市污水处理体制，实现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营的社会化、市场化、企业化。 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要引入竞争机制，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元化投资建设、企业化运营管理、社会共同负担费用、政府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的模式。 积极探索城镇给排水建设和运营一体化的管理体制。 逐步使政府从直接管理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中解脱出来，让污水处理真正走向市场。 环保产业的发展应当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国家应制定扶持环保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一部分产品过剩的企业转向环保产品生产和服务；组建环保产业集团，尽快形成产业规模；抓紧培育环保市场，把原来政府管理的环保服务事业推向市场。 同时，要加强环境科学研究，组织开展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等急需的重点水处理技术攻关；加速污染防治和生态工程成套设备的国产化，改变我国环保产业落后的现状，以适应我国污染防治的需要。 回答者： - 试用期 一级 11-27 19:37无锡太湖水污染事件[2007年6月] 我从第一天知道这个事件开始，就打算看看这个事情到底会处理成什么样子。 现在结果逐渐露出水面。 在次我简单罗列一下发展情况 1‘太湖水受蓝藻污染，无锡市居民喝了几天臭水。 2‘报纸报道，超市中的引用水危机，事件败露。 3‘国家下令尽快治理水污染。 4‘无锡市政府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臭水”问题（好象是3天）。 5‘报纸公布政府的解决方案——引水、增雨。 6‘水的臭味消除，可是仍然不能饮用。 7‘经过调查发现工人正在向太湖中倾倒大量的高锰酸钾和其他的化学物质。 （本人不是学化学的不清楚是什么，只知道对人体有损害） 8‘政府解释，倒入的高锰酸钾是符合标准的，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9‘事件扩大化，无锡周边城市开始主动防治。 10‘找此件事情的原因。 11‘经过“专家”分析，此次事件是人为的，归根结底与政府无关，都是太湖周边的企业搞的鬼。 12‘矛盾转移——全民声讨民营企业是破坏中国环境的真凶。 再下来就是常规的处理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找到这些污染环境的“替死鬼”，罚款！！然后掀起一场运动——各地环境管理部门检查各地的企业的环保漏洞。 结果因为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现“蓝藻”所以各地环保部门都是尽职尽责的。 ｛二｝CCTV举办“爱我太湖”大型公益晚会，向全国人民高呼，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各地电台响应国家号召，纷纷举办宣传环保的演出（明星又有借口挣几个钱了）。 揪出几个非法排污企业的法
